他认为，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他认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今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应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证稳定的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它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让政府在制度上激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人口转移的力度。第三，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像市民一样消费、生活，这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