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每到岁末，有关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登上了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及黄金时段。讨薪是农民工的无奈之举，说明农民工的维权渠道不畅通：“恶意讨薪”的根源在“恶意欠薪”。这既有农民工自身法律知识欠缺、维权意识差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如立法不够完善、诉讼周期过长等原因，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今年1月31日晚，因对出工天数计算有异议，李某与记工组长发生争执，随后被闻讯赶来的包工头打伤。医院诊断李某为脑震荡、头面部软组织损伤、口唇贯通伤。包工头所在的公司项目部支付李某3000元住院押金后，便不愿再管。出院后，李某只得向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请援助。援助律师冯峥了解到，因包工头违反治安处罚法，公安部门已对他处以罚款。

　　从证据角度看，包工头伤害李某的事实确凿。援助律师帮助李某收集证据，计算赔偿数额，起草民事起诉状，要求包工头赔偿李某医疗费等共计5万余元。庭审后，法院判决包工头赔偿李某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共计10078元。李某认为一审判决赔偿误工费、医疗费等过低，在援助律师帮助下提起上诉。

　　二审庭审结束后，二审法官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凭借援助律师帮助搜集的证据，双方最终达成调解，由包工头赔偿李某15300元。到目前为止，赔偿款已付清。律师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在打工时要注意收集证据，如打工天数等。若发生争议，要心平气和核对协商，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导致自己受伤害。

　　破解农民工讨薪难对策研究

　　农民工讨薪难作为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完全解决它，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以上农民工讨薪案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要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

　　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普法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民工的维权意识还可以增强其维权能力，因为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也才能降低诉讼活动的各种交易成本。普法宣传可以通过发放普法小册子、以案释法、举办法制讲座、集中咨询等形式，向农民工宣传劳动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尤其是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使他们懂得法律的相关规定，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第二，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农民工提供不出证明自己应得工资的相应证据，有的甚至不能证明劳资关系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用人单位拒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我国《劳动法》第16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新的《劳动合同法》第10条也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因此，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应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明确包括劳动报酬、劳动保障在内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用人单位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拒绝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关键在于现行法律对用人单位的这种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因此，建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对于已建立劳动关系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主要责任人可处于罚款或者拘留。

　　第三，缩短诉讼周期，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速裁庭。当前在司法救济途径中真正困扰农民工的问题是诉讼周期相对较长，农民工讨薪案件与其他民事案件一样：简易程序的3个月，普通程序的6个月。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时间就是生计，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打官司对农民工讨薪来说无疑是奢侈的。同时农民工作为外地人的身份意味着农民工要打官司则必须来回奔波于老家与外地的打工城市之间，其中的时问成本、住宿费用和交通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对于本身就生计难支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减轻农民工负担，法院首先要做的就是缩短诉讼周期。因此，笔者建议在法院内部建立劳动争议速裁法庭，专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诉讼周期，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负担。

　　第四，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在缓、减、免诉讼费上对农民工给予倾斜，真正让农民工打得起官司。虽然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实施后案件受理费减少了很多，但其他诉讼费用及实际支出费用依然居高不下，农民工作为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仍需要司法救助。目前，法院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的缓交、减交和免交上。我国民诉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求助的规定》也明确规定：进城务工人员追索劳动报酬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请求赔偿的，经济确实困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因此，为使农民工真正打得起官司，人民法院应当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上对农民工给予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