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着小轿车，运作着几千万元的资本，这是农民？

　　是的！如果你以为农民还只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纯苦工，那你真out了！

　　眼下，一批职业化的“新农民”正奔走在福鼎的田间地头。助他们致富的，不仅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勤劳质朴，还有资本市场的运作之道。

　　嫌种粮赚得不多

　　剃平头、穿名牌、开好车……近日，记者见到福鼎市店下镇东岐村的种粮大户李基设。

　　今年四十出头的李基设，是村里同辈人中仅有的几个高中毕业生之一。为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他曾到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打工，每年有数十万元收入，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2007年底，他决定回乡接手父母种的10多亩水田。父母很反对：“种田不赚钱，又累，你为什么要回来？”

　　但李基设铁了心。在外闯荡多年，远离家乡，不能照顾孩子和父母，他觉得心底空落落的。

　　2008年初回乡后，镇里正在推行土地流转计划，破例给了李基设50亩水田指标，但这与他预期的200亩相比，差距很大。听说隔壁村一些群众手里有空闲田，他几经周折，最终拿到200亩田。

　　200亩田全种水稻，第一年，净收入近10万元。收获时，父亲很高兴，可李基设嫌少。他发现不少问题：靠人工种田，劳务成本太高；谷子拉到自家附近晾晒，人力、运费花费不少；机械化操作不熟练，浪费不少秧苗与谷子；种田成本中农资占很大一块，而农资的市场价和出厂价差距很大。

　　一次，他跑到浙江的一个化肥厂，想直接购买化肥，人家答复“年需求达200吨才能和你交易”。要拥有与农资厂商谈判的话语权，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于是，李基设决定尝试引进民营资本，成立合作社。

　　资本联合扩规模

　　最终，李基设找到隔壁村的郑谊荣。

　　郑谊荣，店下镇玉岐村人，做过商业贸易，办过钢材企业。“李基设缺资金和社会经验，这些我有。而他在种植技术、资源整合方面，有一套。”郑谊荣说，当地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的支持、重视，也是他选择规模种粮的一大原因。

　　2011年9月，由郑谊荣、李基设等人控股的福鼎市康禾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主营水稻种植，第一批吸纳20个股东，筹集资金2000多万元。

　　合作社的成立，让李基设感受到了资本运作的威力，许多设想不再停留在纸上。最明显的就是承包土地规模的扩大：近的，店下镇农场的土地，合作社通过公开流转、竞标拿下1200亩；远的，福州连江县某村的500亩土地，合作社通过加价等方式，从原承包者手中拿到经营权……

　　李基设介绍，2008年，东岐村还找不到大片土地供承包，到2011年，已有200多亩土地由合作社成员接手。邻村曾荒芜的50亩土地，去年也全被开发出来。随着规模种粮面积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带着自家承包的土地，加入合作社。

　　因规模够大，2012年，康禾专业合作社直接和浙江、江苏的几家化肥厂对接。现在，几乎所有农资，合作社都能拿到出厂优惠价。

　　李基设说，市场上卖200多元的复合肥（50公斤装），合作社拿到的价格是180元。综合算下来，合作社承包的每亩田在农资采购方面能节约成本20%(约100元）。

　　看重“农业的两端”

　　很多种粮大户愿意加入合作社，很重要的一点是合作社能凭借规模效应，较快获取支农贷款。

　　合作社成立后，福鼎市信用社、恒兴村镇银行等商业银行主动给合作社授信，支持合作社股东或种粮大户购买化肥、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与设备。仅今年春耕期间，合作社获得的支农贷款就达5000多万元，惠及600多农户。

　　合作社规模种植的机械化，也带来诸多好处。“目前，合作社把所有的种植环节切开，每个环节尽可能机械化。”郑谊荣说，“原来种一季水稻，每亩人工成本800多元，现在插秧、收割、耕田全用机器，成本只要500多元。”

　　目前，合作社常年雇请的农业工人在50名左右，这些农业工人中很多之前是自己种田的普通农民，现在帮股东们管理田地，最低级别的农业工人年收入有5万元，最高的达20万元。

　　郑谊荣说，现在合作社采取“水稻－蚕豆－水稻”轮作模式，每亩田一年的纯盈利约6000－8000元，比规模化种植前提高近10倍，而且投入农业的启动资金比以前少了许多，“因为许多企业与合作社熟悉后，愿先给农资，收获后再收全款”。

　　尽管资本进入农田已初见效益，但由于农业生产风险仍广泛存在，投资农业项目比其他行业更需谨慎。对此，郑谊荣表示：“我们更关注农业生产的两端，即产前的配套服务环节（如农药、农机、化肥和种子的采购）和产后环节（对农产品的深加工环节）。目前，我们只在产前环节做得较好，而简化农产品从农田进到城市家庭的链条、从产后环节获利，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