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变动与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自2004 年“民工荒”发生后，与农村仍存在大量边际产出低下的剩余劳动力相伴随，工业部门却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供给短缺，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关注。根据刘易斯模型，目前形成争议的转折点问题，准确地说应当是劳动力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本文围绕农业劳动力剩余总量、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等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指标，针对当前出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等几大焦点问题进行了综述。结论认为，在中国，“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尚未来临，但中国劳动力供给形势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未来发展趋势，关系着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应当继续开展拓展性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的“第一转折点”，其特征是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开始明显上升；另一个是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的“第二转折点”，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终结，二元经济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刘易斯特别强调，“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Lewis，1958）。国内学者对经济转折点的界定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是蔡昉（2007）的定义，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时，二元经济逐步转变为一体化的均衡现代经济，这一时点即为‘刘易斯转折点’”。由此可见，在转折点的认定上，国内学者的观点与刘易斯本人提出的概念并不一致。准确地说，这一劳动力由无限剩余转变为有限供给的时点，只能算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民工荒”自 2004 年在沿海地区发生后，这几年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且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这一系列表象与“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征兆甚为吻合（包小忠，2005）；某些统计数据似乎也表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逆转。国内外学术界因此敏感地判断，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并预测中国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局面正在形成。不过，这里引起纷争的“转折点”，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应当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劳动力从无限剩余向有限剩余转折的时点。假若这一推断成立，乐观地说，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将得以缓解，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相关问题的解决也指日可待；但悲观地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这很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经济部门扩张的阻碍，使中国失去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为此，本文试图根据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指标，针对目前工资上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动等引起激烈争议的几大焦点问题进行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以期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劳动力供求的现实形势和解决就业矛盾提供参考。

　　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评估指标

　　“刘易斯转折点”是 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点，也是工业和农业两部门间劳动力转移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自这一转折点之后，劳动力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工业 资本与农业劳动将作为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均衡分配经济增长的利益。显而易见，无论是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分析中国的就业形势，都必须首先对转折点 的出现作出正确评判。因此，评估指标的科学性非常重要。综观已有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认同可以将工业资本深化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农业部门商业化、恩格尔系 数变化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作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技术评估指标（南亮进，2008）。也有学者将经济中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工资是否普遍持续上涨作为转折点来临或临界点的评判依据，认为这一标准更符合刘易斯经济理论的实质内涵（赵显洲，2010）。蔡昉（2008）则将转折点的评判标志简单地归结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人口类型转变两个方面。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是目前能够较准确评判“刘易斯转折点”相关问题的指标，同时也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对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评判，无论是处于农业劳动力供给从无限剩余转向有限剩余的“第一转折点”，还是处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第二转折点”，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都是必不可少的评判依据。从现有研究来看，对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概念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建立在衡量边际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的估测法，在这一方法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定义为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那部分劳动人口，即使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Lewis，1958）。 这一方法虽然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刘易斯的核心思想，但现实中实际转移出去的并不一定是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的劳动人口，学术界对它的争议较大。第二种方 法是基于农业边际收益来判断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认为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是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那部分农业劳动力（Jorgenson，1967）。 这一估测方法虽然较为合理地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但在目前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收益普遍低于非农产业的状况下，剩余劳动力总量被高估的可能性很大，估 测出的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比较欠缺。第三种方法是从宏观层面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额（Rawski，2001）。这一界定强调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平衡的重要性，然而，劳动力需求变化是个动态的过程，很难加以量化，因此，这种测算方法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不大。

　　中国究竟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能被广泛接受的定论。归纳而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类结果：一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为 1.5 亿及以上。例如，何景熙（2000）根据城市劳动力的平均标准工时来确定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时，认为低于这一有效工时的就是剩余劳动力。按照这一方法，他估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为 1.5 亿。农业部课题组（2000）参照日本1985 年的农业技术水平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评估，指出中国尚有1.8 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基于 1998 年数据）。第二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在 1 亿左右。托马斯·罗斯基、米德（1997）根据中国 22 种农业生产活动的技术和成本参数，估算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或可能超过1 亿人”（基于1984～1992 年数据）；王红玲（1998）从生产函数入手创建计量模型，在假定前提为“经济系统中存在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能使该经济系统达到收入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导出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公式，其估算结果为 1.17亿。第三类结果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在5000 万以下。例如，王检贵、丁守海（2005）采用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衡量标准，测算出在当前农业发展水平下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600 万左右（基于 2003 年数据）；蔡昉（2007）通过建立农村农业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模型，根据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大因素对农业劳动力的外出概率的影响进行测算，得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大约为4357 万。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很难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给出一个统一的具体数值。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研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不明晰有关，各个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内涵上的重叠与外延上的差距导致了测算口径的不统一。不过，虽然这些研究结果在客观上的确缺乏直接可比性，但仍具有一定的相互印证价值，无论采用哪一类结果，“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这一结论都确凿无疑，这也是“刘易斯转折点”的相关研究必须面对的事实。

　　（二）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变化，在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议中，中国庞大的人口存量一度成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的重要依据，社会各界因此对标志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质变可能的“刘易斯转折点”表现出特别关注。李建新（2006）的研究指出，目前中国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多体现在人口存量上，在人口规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劳动力供求格局不会出现实质性改变，真实意义上的转折点也不会出现。近年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年龄结构吸引了更多的关注。陈卫（2008） 在对新增劳动力的研究中发现，人口增长率是导致相对劳动剩余量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的重要因素。如果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总量逐渐减少，那 么，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工业部门无论怎么样提高工资，也难以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供给，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因此受阻，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必然受到影 响，进一步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将减缓甚至停滞，“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将会延迟。

　　Bloom et al.（2003）的研究将“人口年龄结构”这 一变量提升到了重要的高度，认为不同年龄的人口在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形势与未来发展中的意义。少儿人口是投资密集型消费群体，老年人 口是需要照料和供养的消费群体，只有成年人口才是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源泉。因此，即使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不同年龄结构对“刘易斯转折点”何时出现的贡献程度完全不同（周祝平，2007）。在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中，“人口红利”与“人口抚养比”两个概念被频繁提及。这里所谓的“人口红利”，指的是“在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蔡昉，2008）。人口红利曾一度是国际竞争中中国形成比较优势的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孙自铎，2008）。但是，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人口红利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多的人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形势可能出现逆转的忧虑。假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求转折点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刘易斯模型的内涵，作为转折点来临标志的劳动力短缺应当源自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效率的提升。那么，应该怎么评估“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并且，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通常会伴随人口总量的下降，究竟是人口压力缓和的正面效应占主导，还是因此造成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呢？这是一种长期利益与短期得失的均衡，也是相关研究应深入探讨的问题。王丰（2007）在研究中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 10 年之后逐渐减少，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届时社会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人口负债概率增大。如果这一预测成为事实，那么，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很可能面临劳动力全面短缺，这是不是可以成为“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另一个评判依据呢？不过，这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所引发的劳动力短缺，与转折点中基于农业工资上涨导致的原因不同，它虽然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但与刘易斯模型的内涵并不完全吻合，对此应当如何评估，也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刘易斯看来，农业部门必须向工业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才能使工业扩张具备必需的基础；也只有当农产品剩余增加到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充足的消费品时，才能保证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拉尼斯·费景汉在对刘易斯模型作进一步深入拓展时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扩张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也是转折点来临的前提”（Ranis and Fei，1963）。 处于刘易斯转折的第一阶段时，因存在大量边际产量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量，工业部门只要付给等于或略大于农业平均产出的工 资，便能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而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的第二阶段后，劳动力输出已使剩余劳动力大为减少，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很可能造成农产品剩余减少，此 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实质性提高是在农业保持高产出的同时继续输出劳动力的必要条件（刘洪银，2008）。并且，也只有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农业产出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才会逐渐减少至没有，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发展才能沿着平衡路径向转折点快速靠拢（方齐云，2008）。在刘易斯模型中，转折点被定义成两个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时点。“边际生产率”是个抽象的概念，基本上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农业劳动生产率”则因其具有较强的可衡量性而通常被当成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章铮，1995）。由此可见，在农产品剩余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农业资源要素向工业部门输出的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都是对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估依据。

　　三、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始现验证

　　（一）争议焦点之一：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的大幅上涨

　　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的大幅上涨局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学者们对于这一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可能征兆十分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刘易斯模型认为，农业中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的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部门稍微提高工资水平，就能获得劳动力要素源源不断的供给，工业部门因此能得到不断扩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会进入良性循环（Lewis，1954）。由此可见，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的，当其转移到一定阶段后，将出现劳动要素的稀缺，工业部门只能在被动提高工资水平的状况下才可能获得必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因此，评判一个国家“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工人的真实工资水平变动（上升）是一个重要标志（唐茂华，2008）。不过，导致工人工资变动的原因有很多，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工人工资变动当作“刘易斯转折点”来 临的推断依据，而应作出区分。有以下两点必须明确区分：一是工业部门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缘于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升的传递效应，还是缘于整体物价水平上升 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二是即使工业部门工资的上升是农业部门收入提高的结果，也必须观察这种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缘于劳动力转移，又在多大 程度上是政策因素所致（黎煦，2007）。根据这一判断标准，对于目前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的有关“刘易斯转折点”争议，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解释：

　　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到几乎与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同步的这一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甚为相符。蔡昉（2010）在对每年的实际工资增长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2004～2007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均7%以上，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其实际工资增长率高达 19.6%，由此他得出结论，在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清晰可见。吴要武（2007）对三次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都非常显著，且地区之间工资差距正在缩小，其中以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率涨速最快，这些特征与“刘易斯转折点”的特征相吻合。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