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情异化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有杂志用“人情大过债，头顶锅儿卖”来形容如今乡村愈演愈烈的请客送礼风。在原子化的村庄，人情异化现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情异化的几种表现 

　　首先，人情规模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就是人情圈变大，参与人情往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辽东幸福村，农民办酒席的一般规模是60～100桌，少数村庄精英办酒席规模能达到150桌以上。湖北京山农村吃“流水席”，即送礼的农民至少有三天时间可以在办事的主家吃饭，他们吃完一拨立即走人，下面的一拨人再接着吃。而办事者的至亲要有一周的时间在办事者家中吃饭。贵州聚合村的酒席数量也大得惊人，时有100桌以上的情况出现。 

　　人情规模变大意味着农民的人情圈扩大，即进行人情往来的人家变多。我们认为，当人情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农民的实质交往圈时，人情有可能异化。 

　　其次，人情周期越来越短，农民办事的名目越来越多。在传统上，农民的红白喜事等大事要办酒席。现在农民办事的名目越来越多，建房酒、装大门酒、小孩生日酒、老人寿酒等，这造就了人情周期越来越短。贵州聚合村的农民告诉我们，有些人家自家盖一层楼的时候办酒，建第二层的时候又办酒，有些人家装个大门也要办酒等。在辽东的幸福村，有农民告诉笔者，有人办酒没有名目，甚至自家的老母猪下崽之后也办酒。人情周期变得很短，甚至还有不断缩短的可能，这是人情异化现象的一个方面。 

　　第三，人情负担越来越重。随着农民人情圈的扩大和人情周期的变短，单个农民的人情负担越来越大。在辽东幸福村，当地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要花费在人情上，人情成了现今农民抱怨最多的经济负担。一个普通农户，一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1万元要用于人情支出。 

　　第四，人情的仪式异化现象严重。原子化地区注重喜事而不注重丧事。原子化地区农民的生活面向是向下的，也就是以年轻人为基准，所以丧事办得非常简单。但是喜事则不同，一定要热闹。在京山农村，农民在喜事上的“玩脸”非常盛行，他们为了追求热闹，在喜事上捉弄公公和媳妇，有些“乱伦”性质的表演居然能激起农民极大的热情。 

　　可以说，人情异化现象几乎成为所有原子化地区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这必然与原子化村庄的社会性质有极大的关系。笔者认为，原子化地区在人情规模、人情周期、人情负担、人情仪式上的异化现象，在逻辑上是相通的。这便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在这些地区越来越不起作用，农民办事的时候没有一定的规矩。 

　　私人性：人情异化的缘由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际关系建构上，原本的兄弟关系越来越不紧密，而建构性的朋友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在人情仪式上，私人性的规则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办事的农民为了追求热闹，不断“推陈出新”，甚至冲破道德伦理规范，怎么刺激怎么来。办事的名目也一样，农民不顾原有的规矩，只要认为自己需要就巧立各种名目办事。 

　　每个农民的人情行为都是理性的，他们建构尽量多的社会关系，并且参与人情往来，尽量与邻里保持良好关系。因为现代社会中，关系可以成为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当个体农民感觉自家随出去的礼金越来越多时，只好找名目办酒试图收回礼金。当这个过程不断强化时，人情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当一个农民为了追求自家的面子和热闹，请来一个“玩脸”的新项目时，其他农民会纷纷效仿，结果人情仪式成为一个关于玩脸的“把戏”，丧失了它的道德含义和价值意涵。个体的理性造就了集体的不理性。 

　　原子化村庄人情异化现象的根源在于私人性的规则大行其道，公共性的规则日渐消失。原子化村庄内部缺乏一种统合性的道德性强力，能够对每个人产生实质上的制约效力。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村庄中，这个道德性强力是存在的，这便是以传统道德伦理为基础的一整套规范。然而，在打工经济兴起之后，血缘关系主导的村庄中的道德性规则也日渐失去了效力，特别是对于年青一代农民来说更是这样。 

　　如何实现私人性规则的规范化，也就是如何实现对于原子化村庄人情现象的控制，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私人性人情规则的结构化 

　　私人性人情规则的主导成为广大原子化村庄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然而，私人性人情规则主导并不必然导致人情异化现象，其中的关键是村庄中能否产生与私人性人情规则相对应的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 

　　浙东税务场村的经验给予我们启示。 

　　浙东税务场村虽然90%以上的人口是王姓村民，但是这个村庄中原子化的性质非常明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兄弟关系不紧密，兄弟之间借钱投资普遍要付利息；二是历史上虽然自家人观念较强，但是如今农民自家人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功能；三是村庄内部没有明显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核心家庭是当地农民思考问题和行为的起点。 

　　但是税务场村的人情现象并没有发生异化。税务场村的农民按照自己的经济状态和性格偏爱来建构关系，参与人情往来。他们同样有着姻亲偏向，而且也有个别富裕的农民追求办事时的热闹和面子，他们也时常玩出自己的“花样”。但是这样的人情规则并没有产生如上文介绍的那些社会后果。农民的人情负担不是很重，办事也不频繁，人情周期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总的来说，税务场村的人情现象保持了良好状态。为什么原子化的税务场村，人情现象却没有发生异化现象呢？ 

　　笔者认为，这与税务场村因为经济分层形成的村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固化有着紧密联系。 

　　税务场村农民办喜事的时候要“邀请”，并且他们认为，除了自家人、亲戚以及少数要还礼的人家，其他人都是“可来可不来”的人。要进入人情往来是非常严格的，而退出的时候却相对简单，只要农民彼此之间觉得关系已经“一般”，或礼账已平，就可以不再参与彼此的人情往来。重要的是，“请”成了一个农民主动控制人情规模的机制。农民都不愿意不加限制地大办事情，因为这会使他们背负太多的“亏欠感”，他们请的人数总是有限的。 

　　税务场村形成了一个稳定且固定的结构，经济上的分层是这种结构的核心。处于经济分层的上级意味着农民较高的收入和较广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富人办事的时候人情规模大是自然现象。而处于经济分层下级意味着农民收入较低、社会关系有限，在办事的时候人情规模小也是自然的。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关系的多寡有着必然的联系，而社会关系的多少则与人情规模直接相关，这样的相关链条正是税务场村正在发生的现象。当经济上的分层逐渐固化时，人情规模也会逐渐固化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经济上的分层成为人情规模硬性的标准。 

　　而事实上，人情的社区效应也对农民经济上的分层产生了影响，人情使得经济分层和社会关系上的分层转化为了社会分层。人情再生产了村庄的层级结构。可以说，税务场村的人情现象是适应于村庄内部层级结构的。 

　　以税务场村的例子反观上文论述的原子化村庄人情异化现象，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中西部的原子化村庄大多数经济分层不明显，或经济分层并不能成为影响农民人情现象和其他社会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在旧有的关于“差序格局”的村庄结构被打破，而新的关于经济分层的村庄结构又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村庄中的人情现象缺失了与它匹配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人情的私人性规则虽然已经形成，但是与之匹配并且对其规约的村庄社会结构却没有形成，这使得人情的私人性规则极度发挥，不受村庄结构的制约，从而出现人情异化现象。 

　　（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