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看到自己的老婆被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作为丈夫，却只能窝在杂物间里默不作声，这简直是比沈从文小说《丈夫》里，那个眼睁睁看妻子卖笑，却只能躲在船舱里的丈夫还要窝囊。
　　套用鲁迅的一句话，对这个丈夫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诚如有网友所说，哪怕他冲到街上大喊一声，叫来邻居和警察，妻子也不会遭此侮辱。可回过头来想想，丈夫杨武也的确有他的无奈。
　　首先，他是被打怕了。杨喜利屡次殴打杨武，可从来没人来管。杨武不敢报警，因为杨喜利扬言，他与警察是铁哥们，报警也没用。在我们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在权力无从监管、法律无法直达救济者身边成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情况下，杨武所言不虚。
　　其次，他出门呼喊可能日后惹来更大麻烦。警察和邻居们当时会赶来解围，可谁也不敢保证日后杨喜利不来打击报复呢？从杨武报案后，杨喜利一家不断登门骚扰、恐吓等行为不难判断，倘若当时杨武去搬“救兵”，日后绝被报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杨武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诸多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他们无权无势，遇到事情往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面对手握权力者的蛮横、欺侮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只是杨武这件事更具典型性罢了。
　　反思杨武妻子王娟遇到的这一悲剧，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联防队员这一群体。联防队员是对警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在警察的组织、带领下开展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他们虽说既没有侦查权、审讯权、处罚权，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联防队员除了编制与警察不同，行使的权力和警察并无二致。
　　但是，由于联防队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职业素质比警察差了一大截，导致他们执法水平不高；同时，又由于联防队员组织松散、没有正式的编辑，工资低、升职加薪无望，又导致他们情绪低落、生存压力大，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促使许多联防队员在日常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面对比他们更弱的人群，极易出现执法粗暴、态度蛮横的问题。
　　2007年，我所就读的大学失盗，同学半夜报案，出警的就是一群酒气熏天的联防队员。出警现场，联防队员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因推搡同学与大家产生新的纠纷；2010年，单位发行车司机半夜回家停车，被几个联防队员误当成小偷被狠打了一顿。
　　联防队员杨喜利的行为，并不是孤例，只是由于他的行为更加极端、残暴，杨武又是如此怯弱无能，才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丑闻。可是，倘若我们的法制足够健全，对联防队员的管理更加合理、有效，王娟何至于被凌辱至此？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并不是她那个“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还有比她丈夫更加“疲软”的法律与松散的联防管理制度。（陈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