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智已经开启的今天，对禁止异地采访已没必要作过多的价值性抨击，仅仅工具层面，此举也是十分愚蠢的，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某些人还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岂不怪哉?当然，舆论监督的坐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制度层面，以法律的形态得以确认，而不是官员的个人态度。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5日接受采访，记者就部分省市禁止记者异地采访监督一事提问，柳斌杰说，从制度上说，没有这样的规定禁止记者采访，但对于部分地方政府指定这样的“规定”他说：“我不赞成这样的规定。”(见3月6日《新快报》)

　　异地监督本来是一个伪命题，新闻事件可以分本地异地，舆论监督何来本地异地之分?在新闻相对自由发达的国家，新闻的触角都伸到全球，遑论国内?不说别的国家，就民国时期，何曾见记者只报道本地新闻而不准到外地采访?抗战时期，多少国内外记者都跑到延安去采访，延安也采取无限欢迎的态度，何其坦荡。

　　如果说舆论监督有本地异地之分，那么公众的知情是否也应该有所区分，本地的新闻外地人没有知情权呢?在资讯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讨论能否记者异地监督问题简直是一个笑话。可偏偏有人不怕闹笑话，对待前来采访的外地记者，斯文一点的，劝退、不接待、向上告状等等;粗鲁点的，跟踪、恐吓、“抢笔”、拘禁、殴打等等。记者异地采访仿佛进入“敌占区”，不得不拿用当年地下工作的手法，应付无处不在的危险。在一个调查当中，记者与警察、矿工成为当下三种最危险的职业，足见舆论监督尤其是异地监督生态之恶劣。

　　禁止记者异地监督，从最初的潜规则，偷偷摸摸地进行，到了今天一些地方已经公开化，摆到了台面上。去年年底，某地就公开要求本地媒体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本地媒体不准到外地搞异地监督，这样的地方欢迎外地媒体到本地监督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不监督你们，你们也别想监督我。中央一直鼓励媒体的舆论和监督，一些地方在落实时如此明目张胆地夹带“私货”，开历史倒车，实属突兀。

　　一些地方官员为何视异地监督如洪水猛兽，恨不得用孙大圣的金箍棒将自己管辖的地方画一个圈，外人针插不入，其实很简单，就是“私”字当头。这个“私”可能小集体之私，也可能是一己之私——把丑事捂牢，自己就可以当太平官。禁止异地监督，本地监督又形同虚设，一些官员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政治生态恶劣，直接影响公共环境，导致丑事频发，对舆论监督愈加紧张，禁得更实。于是，事情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在民智已经开启的今天，对禁止异地采访已没必要作过多的价值性抨击，仅仅工具层面，此举也是十分愚蠢的，在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某些人还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岂不怪哉?当然，舆论监督的坐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制度层面，以法律的形态得以确认，而不是官员的个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