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健： 

    去年全社会的劳动力第一次出现绝对数减少，减了345万。这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我想这种情况下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农民的素质提高。我认为今后要确定一个重大的指导思想，即对农业要实施强有力的支持保护。这背后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加巨额的补贴。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一定要把它用足用够。现在给农民的四项补贴到底算“黄箱”还是“绿箱”？今后如果再要增加农民的补贴的话，建议和希望多往“绿箱”的补贴方面增加。

    尹成杰： 

    要通过深化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和完善农民增收的外部机制，增强农民增收的外部动力。一是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在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的同时，重点要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倾斜，加大粮食大县、种粮农民的扶持力度。二是改革和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公平合理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以制度和机制解决价格问题。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减少政府和人为过度干预，防止对农产品价格控高不控低，防止“九连增”后的价格走低、丰收伤农。三是尽快建立健全农业资源保护和补偿机制。随着耕地日趋紧张和稀缺，要把农业资源保护作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考虑。积极探索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基金，对农民和农村集体管护及合理利用基本农田给予补贴。四是改革和完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并未同步提高。要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有效解决市场和生产环节对接难问题，防止农产品季节性、区域性过剩，保障农民增收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五是大力拓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领域和空间。我国农业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发展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适当提高部分险种的保费补贴比例，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利益给予有力有效的保护。

    黄守宏： 

    现在农民的概念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农民，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者。随着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分工分业，农民出现了分化和分层，就业日趋多元化，收入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收入水平最低的是主产区务农种粮的农民。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种养业。这些年，由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不高，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快速下降，影响了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们讲促进农民增收，最重要的是促进务农种粮的农民增收，这不仅关系“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促进务农种粮农民增收，要采取综合措施，营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其中关键是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运用好价格手段。从我国农产品供求长期紧缺、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的态势出发，今后农产品价格应逐年提高、并快于成本上升的幅度。只有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才能让农业生产者获得合理利润，才能推动资源要素向农业配置，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对城乡低收入群众给予补助，确保其生活不受大的影响。为此，从宏观调控部门来说，应运用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产品临时收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剂等手段，引导和调节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从社会公众来说，应提高对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容忍度；从新闻媒体来说，要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产品价格的涨跌，既要反映消费者的呼声，更要反映生产者的呼声，避免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导致放大效应；从统计部门来说，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已大幅降低的情况，应调低CPI统计中食品价格的权重，降低社会对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