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非”功臣肖正伦细述“非典”首个病例的发现、病原体寻找和命名等细节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他是最早介入“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他还全程参与救治“非典”病人——

　　十年前的“非典”，首个病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最初为何只传染医护人员？为何扩散如此迅速？关于“非典”的最早报告是如何出炉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个官方命名是怎样来的？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肖正伦，对那段历史有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日前，在记者的多方联系和恳切求访下，已退休多年、当年“抗非”的关键专业人士肖正伦终于应允，亲回广州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细述当年“抗非之战”的故事。

　　即便是十年后的今天，肖正伦说起当年的那场“抗非之战”，仍然记忆犹新。3个多小时里，他娓娓而谈，让人隔着十年的光阴，仍能触摸到当年的那份惊心动魄；忆起当年一起出生入死地并肩战斗的医护人员，他两度泪水盈眶，凝咽失语，让人忍不住透过他迷蒙的泪光，回味当年无数白衣天使的那腔悲壮情怀。

　　对于当年自己的种种坚持，肖正伦说，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固执”。

　　首个病例：

　　大胆断定是种“非典型肺炎”

　　广州日报：说十年前那场对“非典”的抗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点也不为过。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战斗”的专家之一，您能回忆一下首例报告病例的发现过程吗？

　　肖正伦：这场“战斗”的确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我们也没有预计到它的严重性。在“认识”非典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我们终究还是用最短的时间认清了这种疾病。

　　我们呼研所救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是2002年12月22日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郭姓病人。刚转来时，医生当他是一般病人安排在普通呼吸内科，而我当时一看这个病人，就觉得跟我诊治过的肺炎病例很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他应该不是普通的由细菌引起的肺炎，而是一种“非典型肺炎”。

　　其实，“非典型肺炎”这个概念，在临床上一直都在使用，指的就是非一般细菌导致的，是由当时检查手段较难明确的一些病原体所致的、临床症状不那么典型的肺炎。

　　27日，这个病人开始出现呼吸衰竭，我们的ICU医生从家属那里也得知，送他来广州的救护车的随行医生、护士和司机回去都发病了。我们立刻警惕起来，12月31日，我们向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发出了第一份关于这个病例的报告。

　　到了2003年1月1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已有多人染病。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决定成立专家组到河源进行调查。

　　河源调查：

　　坚持认定是肺炎且有传染性

　　广州日报：到河源会诊、调查后，您是如何确定此病具有传染性的？

　　肖正伦：2003年1月2日，省卫生厅召集专家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专家组到河源会诊、调查。我作为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的组长，率队前往河源。

　　到了河源，我们发现，已有8名病人。原来在郭姓病人之前，已有两人发病。此外5名都是医护人员。他们的特点都是发烧、肺炎、白血球不高。经过讨论，我们得出结论：一是这一组病例是肺炎；二是这种病有传染性。

　　当时，做出这两个判断是需要勇气的，当时专家组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我当时诊治的病例全都是肺炎，没有气管炎等，就坚持这组病例是“肺炎”，而且我们确定它有传染性。不过，这种传染性又很奇怪，它更容易传给医护人员。

　　1月3日，专家组提交了“关于赴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诊调查初步工作报告。”我们将这种疾病诊断为有传染性的“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原因未明肺炎的局部暴发”，这是我们第一次描述它的特点和制定诊断标准。记得当时我在打印在一张A8处方纸的报告上署上“卫生厅往河源专家组”后，卫生厅又要求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个签字，都仍然觉得有些“后怕”，因为那支笔实在是太“重”了，其中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诊断错了，如果并非真的是传染病，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波动，而且也会闹成大笑话，后果非常严重。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能不能不写“传染”，可是，如果不写，我们又怎么对得住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