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7省34村的质性访谈而获得的1980-2009年间604例农民自杀死亡案例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农村自杀率仍呈显著上升态势。青年人自杀率的显著下降与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并行不悖地运行于当下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拉低了青年人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下运行，然而，老年人自杀率的急速上升则拉升了农村的整体自杀率并使之向上运行。分析指出，决定这种复杂形貌的因素并非农村女性的迁移所导致，而是由于代际关系变动与离婚加速兴起所造成。其背后更为深刻的机制则表明，当前农村自杀率的复杂变化是现代性持续地侵蚀农村的产物。
关键词：青年女性的自杀率、老年人的自杀率、代际关系变动、离婚、现代性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想探讨的问题是，农村的自杀率是否下降了？农村的自杀率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大群体中的分布及其变化如何？在这三大群体的分布与变化中，其性别状况又如何？这些分布与变化可能会是由什么因素所导致的？
笔者之所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受到著名社会学者景军先生等人（2010:20）所撰《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一文中所做出的判断所带来的巨大学术冲击。他们指出，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的自杀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他们认为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的自杀率显著下降所导致的，而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则主要是由农村女性自杀率的下降所造成，进而他们分析指出，农村女性自杀率之所以下降，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所致，农村女性的大规模迁移规避了女性既往的从属地位、家庭纠纷和自杀工具，因而使得其自杀率大幅度下降，进而影响到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自杀率的下降。景先生等所做出的上述结论根据他们整理的四类数据而获得：一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统计年报1987年至1989年的数据；二是来自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在网上公布的“全国疾病监测点数据”1991年至2000年的数据；三是缺失的1990年和2001年的官方数据则采取用其前三年的均值填补的办法；四是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2年至2009年的数据（景军等，2010:22）。
对于这些数据的分析，景先生等说：“原始数据仅包括三个变量，即年份区分、城乡户籍区分和性别区分，由于这一局限，不可能对区域、省份、职业、年龄或教育程度等变量加以考虑。这当然也是一个较大的遗憾。”（景军等，2010：22）与费立鹏先生等（2002）根据卫生部1995年到1999年5年的数据来推算中国的自杀率相比较来说，景先生收集的是1987年至2009年23年的连续性数据。因此，就当前以及此前国内既有自杀研究中普遍忽视自杀的历时变迁的状况而言，显然这是景先生等人对当前国内自杀研究所做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
然而，问题可能就在这个“局限”和“遗憾”的内容上。特别是对于“年龄”这个最重要的变量之一而言，缺乏对它的考察就有可能会造成分析的结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假设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是由中国农村的自杀率下降所导致的，那么，中国农村自杀率的变化在老年、中年和青年三个年龄区间中有什么体现？如果说自杀率下降了，是否这三大年龄区间群体的自杀率都下降了？又比如，假设中国农村自杀率的下降是由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下降所导致的，那么，农村女性自杀率在老年、中年和青年三大群体上分别有什么体现？是否农村女性自杀率在三个年龄区间中也同样都下降了？再比如，假设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且由农村女性劳动力向外迁移所造成，那么，又如何理解那些60岁及以上的不能外出务工的老年女性在这个假设中的位置？因为无法测量“年龄”这个重要变量，景军先生等不得已只能遗憾地回避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在处理农村女性迁移的时候就仅将女性年龄限定在“16岁以上和60岁以下有劳动能力者”（景军等，2010:25），从而无法考察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在整个自杀率中的“贡献”了。
由是，才有了笔者开篇所提出的试图在本文中解决的一些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景军先生等所收集运用的数据是经过他们处理和矫正后的官方报告的自杀死亡率数据，其长处在于数据的样本量较大，因而可以对全国的情况做些基本分析。然而，其缺陷同样显而易见，如一致性缺乏，个别年度数据缺失，部分数据甚至存在性别和城乡颠倒等（景军等，2010:22）。除这些缺陷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一是这些数据在基本变量的统计上的缺失，如“年龄”变量；二是上述四个数据库的统计口径有差异，且各自的样本量大小也严重不一致，各自的漏报比例也不一样，如1991年至2000年来自“全国疾病监测点”的数据，其样本量为1000万人，而2002年至2009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两者结合推算的结果，这两个数据的样本覆盖总量约为1亿人口，较之全国疾病监测点的样本量而言要大十倍！关键还在于这两个数据库各自的漏报率有差异，据有些研究者指出，全国疾病监测点1996至1998年的漏报率约为22.46%，而通过对1995年8月至2000年8月死因为伤害和精神疾病的数据进行再查后发现，1998年和1999年间实际自杀死亡人数被漏报的比例约为28.13%（王黎君、费立鹏等，2003:889-892）[②]，而对于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费立鹏指出其漏报率为18%（费立鹏，2004:277）。然而，即使如此高的漏报率也仅仅只就精神疾病和伤害数据进行再查所得出的矫正结果，而实际上却还有很多没有进入医院系统而自杀死亡却登记为正常死亡的，因此，实际漏报率可能比这两个披露的数字还要高。所以，将上述两个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后放在时间链条中进行比较时难免会有失准确。因此，如果将漏报率调整进入数据后，2000年以来的自杀率显然会比景军先生等人所整理出来的要高，与1990年代的相比较后，就会发现尽管自杀率呈下降趋势但并不会太明显，对于这种判断，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功焕教授等人通过仅用疾病监测点的数据揭示出，在1991年至2000年间，中国人群自杀死亡处于稳定状态，没有明显下降（杨功焕等，2004:280）。对于2000年以后的数据，目前还缺乏十分准确的系统数据，因而是否显著下降似乎还不好判断。
基于对景军先生等人所使用的数据的简要述评，笔者再介绍本文所要运用的数据。与上述官方数据不同的是，本文数据均为笔者以及笔者所在研究团队近3年来在全国多个省份通过以行政村为单位而展开的质性调查而获得[③]。从时间上来说，本文所收集的数据跨度主要为1980年至2009年，部分数据涉及到1979年以前，但本文主要分析近30年来的自杀率的变化，因此，所运用的数据也就仅限于1980年至2009年。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在空间范围上包括了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福建、江西七省，共34个村，人口总规模为38835人。其中，本文所要考察的人口群体规模为28461人，青年人口为13222人，中年人口为11751人，老年人口为3488人。在本文中，人口年龄区间的选择遵循官方统计口径和学界统计数据中的共性划分标准，即所谓青年人口，是指年龄在15-34岁的人口，中年人口是指3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则是指60岁及以上的人口，基本情况见表1。
尽管本文的样本量远不及全国疾病监测点以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但本文数据有一个上述两个数据库所不具备的长处：一是漏报率尽可能低，实际上根据笔者自己近三年来对农民自杀的调查经验来看，死亡登记系统的漏报率是极高的，仅以本文所调查的这些村庄为例，有些村庄的漏报率几乎在300%左右，对于老年人的自杀死亡的漏报率有些村庄甚至会高达500%以上，远不止前述一些学者所披露的18%或28.13%。因此，官方的统计数据可能有着极其巨大的误差，这种误差几乎可以抵消任何看似科学的解释，即使如本文铺地毯式的一个一个村落调查获得最近30年甚至尽可能长时段的自杀数据，其漏掉的误差也至少仍在20%到30%左右，这与自杀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有密切关联；二是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在时间长度上是连续的，且时间跨度较大；三是本文所收集的数据除性别等变量外还特别照顾到了“年龄”这个十分关键的变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为精细地分析自杀率的变化。
对于分析单位的选择，本文选择年均自杀率，所谓年均自杀率即是指在一段时间范围内，平均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除以相应的该年的人口总数，在比率上本文选择以十万分之一为单位。需要说明的是，相应的该年的人口总数在本文的处理中即以现有人口数为恒定标准，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本文无法收集到各村落历年十分准确的人口数据。选择现有人口数据作为恒定标准并不影响我们观察自杀率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动，这是因为，现有人口尽管一般而言均会较既往人口数略大，但考虑到19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各村落中都有部分人口永久性地迁移出村庄的变化，实际上就可以将现有人口数近似地等同于各时段的人口数。
当然，由于本文所收集的数据的总体样本量较景军先生等所整理的数据样本量小得多，因此，本文无意于将研究结果和结论推算理解全国的情况，同时，也无意于事实上也不可能对他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进行证伪。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在既有这些研究结果和结论之外呈现出另外一种可供商榷的可能性假设，并试图以此来引起其他具备条件的研究者运用更大样本量的数据来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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