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年，一场南冻北旱突然袭击我国。高峰时的2月14日，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甘肃8省冬小麦受旱面积达10118万亩，其中严重受旱面积1831万亩。虽然多年未见的旱灾来势汹汹，但是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抗灾资金及时拨付、抗灾物资快速送达、抗灾队伍闻讯而动，加上天降喜雨，旱灾的阴霾已经基本过去。今年春天对于产粮区的农民来说又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农民得到的实惠，一开春就见到了实效。
去年底，国家宣布再次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2011年生产的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和混合麦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95元、93元和93元，比2010年分别提高5.6%、8.1%、8.1%。今年2月上旬，国家又公布了稻谷最低收购价。2011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02元、107元、128元，比2010年分别提高9.7%、10.3%、21.9%。市场粮价在国家提振等因素之下，一路向好。在我国10大夏粮主产区、20个大型商品粮基地之一的湖北省襄阳市，3月上旬2010年产国家二级优质中晚籼稻米的出厂价格每500克（下同）2.10元，比年初上涨了020元；特一粉出厂价格1.40元，比年初上涨了0.08元。因为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出售粮食每亩地能够多收入180多元钱。
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出台了十条强农惠农政策。包括：扩大冬小麦抗旱浇水补助范围，补助标准仍为每亩10元；实施冬小麦返青拔节弱苗施肥补助，每亩补助10元；中央财政预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亿元，主要用于冬小麦主产区农民购置抗旱急需的水泵、喷灌机械设施以及其他抗旱节水机具补贴，增加抗旱机具数量，提高旱区农机装备水平；实施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在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的800个县和迁飞性、流行性重大病虫源头区的200个县，全面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扶持2000个规模化的专业化服务组织，中央财政每个补助25万元；实施东北水稻育秧大棚补助。中央安排5亿元资金，支持东北三省新建水稻育秧大棚20万栋；实施西南西北玉米覆膜种植补助，补助面积5000万亩，每亩补助10元；扩大旱区县级抗旱服务队补助范围。在原定受旱严重6省600个县级抗旱服务队设备购置补助的基础上，在增加补助旱区200个县，每县补助200万元，用于购置抗旱应急拉水车辆、移动抗旱浇地设施等；加大抗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先期安排受旱严重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于节水改造中央投资40亿元的基础上，再安排中央投资20亿元，继续用于旱区大型灌区改造骨干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根据需要可主要用于抗旱应急水源和灌区田间工程建设。实施上述政策，中央安排资金67亿元；组织实施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增加奖励资金规模。深入开展高产创建活动，扩大万亩示范片范围。增加一事一议奖励补助资金，充分发挥村级组织作用，组织农民新建和修复农业基础设施。
虽然国家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的好政策一个连着一个的密集出台，但是农村的粮食生产形势并不乐观。最近，笔者到一些粮食主产区看到的情况忧心忡忡。如果你乘车走高速公路，或者国道，道路两旁种满种足、长得郁郁葱葱的庄稼令你心旷神怡；但是离开高速公路或者国道，进入农村腹地，特别的丘陵地带，你看到的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不少地方的耕地里长满了杂草，有的地方不是一亩两亩地撂荒，而是一条冲一条冲，几十亩的成块连片的耕地荒芜。
既不是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好，又不是市场粮价不好，为什么依然出现农民耕地撂荒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
生产资料涨价抵消粮食提价。自从2004年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以来，虽然提价的幅度不小，但是生产资料跟着涨价将粮食提价的收益抵消，种粮农民仍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好处。
粮食补贴不到位。国家每年给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在基层落实时，事实上变成了“均贫富”。主要表现在基层在落实补贴时，按照耕地面积平摊。也就是说，不管农民种植的什么作物，即使是经济作物，或者根本就没有种植任何作物，也给予同样的补贴。国家给予种粮农民补贴的“特惠制”，曲变成了“普惠制”。有的地方在国家没有减免农业税等之前，为了少交税，少报瞒报耕地面积。现在有了国家补贴，只好减少每亩地的补贴资金数额。如此一来，种粮农民没有得到国家给予的应得补贴，因而影响了种粮积极性。
农村劳动力紧缺。今年开春以来，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很多企业即使出高价，也招不满所需的民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紧缺状况。现今的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甚至举家外迁。留在农村的大多数妇女、儿童，他们从事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力不从心。另外，劳动力紧缺也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直线上升。现在农忙季节聘请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天的工资在60元-80元之间，中午还有免费提供午餐。对于收益本来就不高的粮食生产者来说，与其聘请人员种地，不与减少、甚至不种地。
自然灾害影响。多发频发的自然灾害，对“靠天收”的我国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近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250多亿斤的粮食减产。对于绝大部分农民一家一户生产来说，自然灾害对种粮农民的影响是深重的。轻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减收，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颗粒无收。因此，很多地处偏僻、水源短缺、土地贫瘠的地方，农民宁可抛荒，也懒得耕种土地。
种植粮食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生产周期长，收益低。相对于经济作物生产，生产粮食作物的收益很低。在条件比较好的地区，种植一亩粮食作物，一年的纯收益大约在600元左右。而同样种植一亩山药，收益在9000—10000元之间，一亩麦冬在4000—5000元之间，即使种植土豆也在2000—3000元之间。至于种植蔬菜，那经济效益就更可观了。一个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每个月的净收益也远远超过种植一亩粮食一年的净收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我国的粮食消费量居世界第一。我国出现粮食大量短缺，即使将世界上所有的余粮买进来，也将于事无补。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粮食危机，有10多亿人口处在饥饿的边缘。依靠国际市场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现实。立足国内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保证95%的粮食国内自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要使国家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效应最大化，调动农民持续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就要统筹兼顾、上下联动，齐心协力，坚持不懈。
加大粮食直补力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最直接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其先天的局限性。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必然带来销售价格的上升。粮食销售价格的过度上涨，使消费者难以承受。作为百价之基的粮价上涨，导致的不仅仅是粮食销售价格的上涨，而是农产品，甚至包括工业品价格的全线上涨。纵观世界上发达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办法，作为世界上粮食生产大国和第一粮食出口强国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左右，而却生产了不仅满足国内需求的粮食，还出口了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一半的粮食。美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加大粮食补贴。美国种粮农民收入的70%—80%是靠美国政府补贴得到的。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高于城市工人的收入。美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高，耕种效率高，平均每个工人耕种4000多亩耕地。而我国现阶段农民的机械化程度和工作效率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更应该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补。只有在正常年景下种粮农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城市工人的平均收入时，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有可能够持久。
切实改进粮食直补方法。好的政策，只有好的方法才能够落实好。现在国家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政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没有落实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要有足够的商品粮。因此，我们粮食工作的出发点，就要放在如何保证农民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商品粮上。达到这一点，就要把粮食补贴的重点放在调动农民生产商品率的积极性上。改进粮食补贴方法有两种可供选择：第一，按照农民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给予补贴。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农民积极种植粮食，又可以促使他们精心管理粮食。对于国家来说，达到了需要粮食的目的。第二，按照农民种植粮食的面积直补。这种方法克服了按种植农作物面积而不是按照粮食种植面积直补的弊端，有利于促进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有效控制生产资料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与石油等产品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上涨的幅度是可以控制的。同时，国家对于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等的生产予以适当补贴，也可以控制其价格的过度上涨。国家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农业生产资料的波动情况，必要时实行最高限价等强有力措施，保证国家提高种粮农民的利益不因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所抵消。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大解放，另一方面又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甚至正常生产的能力大大削弱。农业基础设施的欠账，已经严重威胁到粮食生产的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党中央敏锐地观察到这一问题，今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带来了曙光。“力争通过５年到１０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重点城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高，抗旱能力显著增强”。我们相信，只要按照一号文件的要求落实，我国“十二五”期间增产1000亿斤粮食的计划就会如期实现，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
加快农村耕地流转。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不但是解决农村劳动力紧缺、资源浪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农业劳动集约化、社会化程度，提高劳动效率，提高粮食商品率的需要。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大力鼓励农民将土地以多种方式流转到种粮能手，就可以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减少劳动力投入，使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跨入新的台阶，撂荒的耕地将在土地的流转中变成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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