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存旺名片上并排印着三个身份：博士、董事长、农夫。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在读博士，亦是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大水牛”)的创建人。与妻子石嫣一样，他既是中产务***动的推手，也是其中一员。

　　第一年，他征集了200多个会员客户，即使在经济颇为发达的常州，“大水牛”的菜蔬也算得上贵价品。

　　如无意外，他觉得明年便可以进入盈利阶段。当然，这个财务算式中并未计入他的第一笔投入：300万元的土地整修费用。

　　2011年，常州市嘉泽镇拨了一块350多亩的土地，用作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武进试验区启动的首个项目，“大水牛”由此诞生。这块土地除去道路和公共建设用地，有20亩鱼塘、40亩生态湿地、10亩养殖区以及260多亩蔬菜种植区。这块地属于低洼地，水利设施不是太完善，每到梅雨季的时候，都要被水淹。“我们在那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水利，先把沟渠打通，把低洼的地方都填高。”程存旺说。接着还有开荒、平整土地、打通沟渠等。幸好有政府支持的300万元专项贷款支付这笔修整基础设施的费用，才算把这块地整修完毕。

　　比起欧美大多数出身传统农场主的有机农庄业者，和多利农庄这类有资本做后盾的大型有机农庄，选择CSA模式的新农民们大多一缺资本二没土地，如果选择租用土地自己种植，这把土地“拉扯成人”的成本无法承受。这也是大多数中产阶级下乡做农庄，更青睐和农户签约形式的原因。

　　在我们此次采访的农场主中，程存旺是一个有着充分商业技巧的社会问题解决者。在师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之前，他本科所学专业是工程管理和房地产。2011年，程存旺离开 “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单飞。

　　“大水牛”是一个非常标准的CSA模式，每年耕种之前先征集客户，如果有客户需要预订全年蔬菜，农园的员工就去上门和客户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好每周哪一天送菜，一周送几箱，交钱生效。“大水牛”再按照订单客户的数量决定当年的种植面积。常州天气温和，农场种植的蔬菜约有七八十种，总能保证七八种应季蔬菜供应。当日早上采摘整理后打包送到客户家里，当季吃什么，没得挑选。

　　品种少、没得挑选、品相不一——但是安全健康，这些均价11元一斤的蔬菜是菜篮子里的半奢侈品：比起农贸市场和超市里的普通蔬菜，价格昂贵了数倍，但令人放心;比起高档超市里包装精美的有机蔬菜，品相虽略差，但又便宜方便了不少。

　　从种植成本而言，“大水牛”的蔬菜与超市里面那些20元一块的有机豆腐、30元一斤的有机菠菜相比几乎毫无差别，有机种植高人工投入、低产量的现实决定了有机蔬菜在离开泥土的那一瞬间便比常规种植的蔬菜昂贵数倍(参见“一颗西红柿的成本结构”)。“大水牛”所能压缩的成本，只是从采摘到餐桌这一环节。

　　因为所有的“菜钱”都在种植前便收到，多卖多种，少卖少种，这让农场业主投入初始资本(除土地整修外)不多，现金流充裕，承受的风险也很小。

　　“大水牛”几乎没有库存损耗这一说，“我们跟农村市集不同点就是，在农村市集，你每次去卖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你每次能卖多少，你的生产是有风险的。提供给超市的有机蔬菜耗损更大，因为卖价贵，自然对品相的要求更高，有机种植的蔬菜肯定不会像常规种植那么一致，可能十个西红柿里才能有一个符合要求。”石嫣说。

　　CSA的核心是共担风险，比如天气暖和的时候1000只鸡每天大概只有100个蛋，但是现在冬天天气冷，鸡每天可能产400个蛋。如果按照普通商业模式，不能履约当然要赔偿给客户。为了防范这个风险，农场就要多养一部分鸡来应对产出波谷。但是CSA类型的农场，这些减产和波动风险都有言在先，客户都能接受。程存旺说，这样消费者反而对农场更信任，“常规农场供应不上，就去从其他地方买鸡蛋。我们的波动正是因为需要保证完全有机生产。”

　　除了无法避免高成本的有机种植方式，采摘、包装、配送的费用也需要加在每棵蔬菜上。“现在每斤菜要加上2元的配送成本。还有前期的采摘包装，一天需要200元人工费用，差不多每斤蔬菜摊1元钱。”也就是说，11元一斤的蔬菜毛利通常可过五成。

　　像大多数有机农场一样，他们的推广更依赖于互联网和社区。博客和微博是必备品，不少客户和合作者都通过微博找到程存旺的，“我们还接受支付宝。”他说。但是与北京和上海稍有不同的是，常州的会员更多是关注老人和孩子健康的中产家庭，因此，“我们也到社区、幼儿园做宣传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