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近年来农村金融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农村经济社会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相比，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必须持续开展“三农”金融服务创新，并在创新中妥善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切实推动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关于“三农”金融服务创新与农村金融机构分工互补的关系随着国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和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需求的规模不断扩大、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提升，既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也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有测算表明，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平均需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6万元，未来十年我国小城镇基础设施合计约需投资4.5万亿元，除此之外，未来还有2-3亿农民要进城落户、生活、就业和创业，对个人信贷、理财保险（放心保）和各种代理业务等金融需求巨大。二是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重点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未来农业区域化布局和产业链整合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农业、都市农业、园艺农业和休闲农业等多功能农业将进一步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县域产业集聚加快。目前，县域二三产业正加快向工业园区、服务功能区集中，一大批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产业集群不断涌现。可以预见，县域中小微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将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三农”金融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多层次性，既有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较大规模客户的金融需求，又有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种养大户等中等客户的金融需求，还有数量庞大且非常分散的小额农户的金融需求，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无法单独满足所有客户金融需求。但当前我国各类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边界还不十分清晰，农村金融服务重叠和服务空白的问题同时并存，必须加快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要合理界定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错位经营，互为补充，形成农村金融服务的强大合力，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农村金融需求。大银行要充分发挥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优势，为客户提供高层次、综合化和跨区域的“三农”金融服务。要推动小微金融机构回归区域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轨道，充分发挥其决策灵活和地缘优势，为客户提供快捷便利的“三农”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长期总体稳定，保持为农服务的本色，村镇银行要向下延伸机构，在农村地区精耕细作。
　　关于“三农”金融服务创新与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说农村金融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根本原因在农村市场客户受自然、政策环境等影响较大，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欠发达区域，农民经济实力欠强。尽管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与城市金融业务相比，农村金融业务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回报率相对较低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特别是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在服务“三农”实践中更是面临着不少矛盾和挑战。一是“三农”客户分散化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集约化之间的矛盾。为降低成本和防控风险，商业银行基本形成了一套集约化发展的运作模式，而“三农”客户的特征却是规模小、分布散、实力弱，在现有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下，商业银行服务“三农”面临准入门槛高、决策链条长、经营效率低等问题。二是“三农”客户信息不充分与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之间的矛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对客户进行标准化内部评级授信的基础上的，客户评级的前提要求是客户的财务报表、权属凭证等“硬信息”要规范、真实和完整。但“三农”客户往往难以提供这方面的有效信息，对其风险状况的识别更多的要借助人品、周围的社会关系等“软信息”和客户经理的经验等，很难做到直接套用现代风险管理制度和技术。三是“三农”客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与商业银行现有产品体系之间的矛盾。一般而言，商业银行在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对城市客户考虑的多一些，对“三农”客户考虑的少一些，而且很多是制式化的产品，难以满足“三农”客户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三农”金融服务创新的最终目标是持续扩大“三农”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缩小金融服务的“城乡差距”，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像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到丰富快捷的现代金融服务。但前提是要保持金融机构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不计成本、不计风险的“输血式”“三农”金融服务，不仅使金融机构在财务上难以持续，也无法长久地为“三农”提供有效金融服务，有可能还要靠国家财政买单。为此，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始终把商业可持续作为首要前提，在体制机制、产品服务和风险控制方面不断强化改革创新。一是要构建有利于服务“三农”的体制机制。例如，农行银行深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实行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管理部门“三级督导”、县域支行“一级经营”的事业部管理架构，对纳入三农事业部的县域支行实行资本、资金、核算、信贷、考评、拨备核销等“六个单独”的运行机制，确保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专门的资源、专心致志做好“三农”金融服务，提升了农行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二是要创新“三农”金融产品。产品是商业银行做好服务的基础，没有好的金融产品，也就没有好的“三农”金融服务。目前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在产品和业务模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农村金融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客户需求。例如，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推出“三农”金融专门品牌“金益农”，目前旗下“三农”产品已达413项，其中103项为“三农”专属产品。适应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许多金融机构创造性地开展链式金融服务，既帮助龙头企业解决了资金问题，又带动了产业链条上的农民致富，放大了金融服务“三农”的效果。例如，北京银行(601169,股吧)为顺鑫集团累计发放贷款80亿元，发行农业集合票据1亿多元,有效带动了顺义地区种养殖、酿造、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整体农业产业链发展。此外，金融机构还积极发挥集团综合经营优势，运用发债、票据、租赁、保险等多种服务手段，为“三农”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例如农业银行推出市场第一支“三农”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山东寿光“三农”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为新希望集团承销发行全国首笔“三农”民营企业中票30亿元，主承销多只“三农”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三是探索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风险控制体系。例如，农业银行制定单独的“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政策纲要、客户评级、贷款分类和贷款定价等一系列制度办法，推出“三农”贷款“三包一挂”制度，制定了“三农”产品停复牌管理办法等。北京农商行创新“分期分批、拼盘资金、政府担保”的经营方式，为贫困村北京平谷区挂甲峪村发放小额贷款，同时要求“拼盘”使用贷款资金、自有建设资金和政府补助资金，累计向60多户农户发放贷款700余万元，较好地控制了农户贷款风险。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探索以大学生“村官”等多渠道了解农户信息，有效缓解了农户贷款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隐患。
　　关于“三农”金融服务创新与统筹各方力量的关系“三农”金融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和困难，这其中有些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加快创新加以解决，有的则有赖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例如，农村担保体系建设、“三农”风险补偿机制、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普及等对“三农”服务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单靠金融机构自身无法完成，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努力。
　　从农村担保体系来看。缺乏有效抵押资产是农民贷款难的最重要因素，由于现实和法律原因，作为农民最主要的有效资产的土地能否抵押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破题，但随着国家稳步推进以农村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预计这一问题将会取得重要突破。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累计确权登记620万宗，发证率为94.7%，未来五年将全面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确权登记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迅速发展。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2012年底，全国流转土地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这都为“三农”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缺乏有效担保机构也是制约农民贷款难的重要瓶颈。国内外实践表明，政府牵头组建财政出资为主的专业担保机构是解决“三农”贷款担保难的有效手段。例如，农业银行与甘肃省政府合作推出“双联惠农贷款”，由省财政一次性注资7.8亿元，在58个贫困县全部建立融资担保公司，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成功的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大量的金融资金来服务“三农”，农业银行计划从2012年9月起在5年内向甘肃投放总额300亿元的贷款，将为甘肃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供有力帮助。
　　从农村风险分担机制来看。与城市金融业务不同的是，农村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风险是不可预见、难以避免和无法转移的，单靠银行或农民都是无法承受之重。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进而分散农村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步伐加快，涉农保险承保品种范围稳步扩大，覆盖面快速提升。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40.6亿元，为1.83亿户农户提供了9006亿元风险保障。但与农村金融发展的需求相比，农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升，对涉农信贷风险的分散和补偿能力有待提高。为此，要把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积极创新和大力推广适合“三农”需求特点的险种，不断提高农业保险覆盖率。在银行信贷中引入保险机制，将投保情况作为授信要素，引导更多农民使用农业保险产品，增强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风险抵御能力，缓解银行贷款风险。
　　从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普及来看。我国的农村地域广阔，农民居住分散，通过传统物理网点提供服务的成本高、人员不足，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在服务渠道和服务模式上进行创新，通过电子化手段，低成本地将现代金融服务延伸到更广阔、更边远的地区。这既需要金融机构自身不懈努力，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有关机构的协力推进。例如，农业银行创造性地开展金穗惠农通工程，依托原有的物理服务网点，以惠农卡为载体，通过加强与商务、电信、卫生以及基层“两委”等合作，在农村商店、卫生室、农资店等布放金融电子机具、设立惠农通工程服务点，为广大农民提供便捷的查询、转账、消费、取现等金融服务，实现了农民“人不出村”就能办理大部分金融业务，改善了农村金融支付结算环境。截至2013年9月，农业银行在县域农村地区设立金穗惠农通工程服务点58.25万个，其中助农取款服务点31.2万个，共布放电子机具116.86万台，累计投入各类电子机具等成本10多亿元，每年投入运营维护、通信补贴等配套资金10多亿元，每年投入专项车辆购置和系统建设等3.5亿元。
　　关于“三农”金融服务创新与农村金融政策支持的关系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工作，首要的是要靠金融机构自加压力、锐意进取，通过孜孜不倦的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三农”服务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与“三农”金融需求的匹配度。但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往往面临更大的商业化经营压力，而且从国际经验看，对农村金融进行合理、适度的政策扶持，是调动农村金融机构积极性，促进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增加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实行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实施一系列税收优惠，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免除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费等，这些支持政策较好地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但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现有政策支持覆盖范围有限，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为此，要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和业务补贴等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并逐步由对特定机构的“特惠制”向对所有农村金融机构一视同仁的“普惠制”转变，发挥好支持政策在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三农”方面的杠杆作用。要实施优惠货币政策和差别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三农”业务的存款准备金、信贷规模和不良容忍度等给予区别对待，提高金融机构“三农”服务的能力。要梳理现有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各种支持政策的协调性，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抵消，强化支持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为农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农”金融服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工作，金融机构绝不能以老眼光、老方法对待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必须以创新持续改进“三农”金融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为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有力金融支撑。